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预示着，人性的不同表现是和社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德礼刑等制度设置也因应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192]荀子的思想更深刻些，他从他的性恶论中开出道来：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59]这样一来，正义不仅与法律有关，其涵盖面更宽更大。

韩非也承认道的普遍性，并认为圣明的君主是可以掌握它的：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115] （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 商务印书馆 1805版 第534页。上帝对受造物的这种合理指导，我们可以称之为永恒之律。反复窒息的结果，便使它们夜晚的息养之气而不足以存在了，夜晚的息养之气不足以存在，也就和禽兽差不多了。[101]有了国家与法律，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58]认为正义是协调人们相互关系的主要依凭，但他更看重整体利益或社会利益，他指出：显而易见，组成社会的一切人士和社会的关系，正如各部分同一个整体的关系一样。……自然法一旦成为法文，便不容易变动，必须要适合自然法才算正义。那么要如何放置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呢？谈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首先要明了法律的作用。

这一时期西方法学家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证，我们在前面陆续地都提到一些，在这里，我们主要谈道德与法律的现代冲突，即西方法学家在论证道德与法律关系中的异同和对立，拟分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同意道德与法律有密切联系的法学家之间的不同论说。若德行无闻，妄相推荐，或才堪利用，蔽而不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他如果知道《唐律疏议》中有这样的法律，会感到欣慰吧。康德还有一段更通俗的话便于我们理解他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当任何人的行为符合于义务而不是仅仅迫于此法则才去行动时，这种行为就是值得称赞的。

人类文明历史中最大最难的问题或许在于，在道德与权利的天平上，在人性善与人性恶之间，如何达致有效的平衡。约翰·奥斯丁可能以他对道德与法律的切割更为后人所知，他的那段广受争议的话：一个法，只要是实际存在的，就是一个法，即使我们恰恰并不喜欢它，或者，即使它有悖于我们的价值标准。

[60] 参见哈特：《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236页。难的是如何理解道德与法律的统一性，如果说这种统一性是统一于社会治理系统，这也顺理成章，但这并不是强调道德与法律相统一的法学家的本意，他们所说的道德与法律的统一性，一般是指在法律体系中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差相仿佛，只是一个以德礼为本，一个以权利为本。从我们上面的回溯来看，西方法学界在探讨这个问题的隐阶段，其主要论说集中在自然法的的思想中，而登特列夫满含期待的长篇大论的归纳，能给人明晰观念的就是圣托马斯所说的自然法的第一诫律，就是‘行善避恶。

这是从人们行为的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他觉来区别道德与法律，也还有些道理。[36]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页。今之‘八议，周之‘八辟也。‘若大功以上亲，各依本服。

【疏】议曰：‘同居，谓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

[48] 参见《法理学的范围》第241—243页。若犯死罪，议定奏裁，皆须取决宸衷，曹司不敢与夺。

今废其纲纪而不能张，坏其礼义而不能防，民陷于罔，从而猎之于刑，是犹开其阑牢，发其毒矢也，不尽不止。以致某些西方法学家认为，现在的西方法系天然地具有道德内涵。其父卒母嫁，及为祖后者，祖在为祖母，若出妻之子，并居心丧之内，未合从吉，若忘哀作乐，自作、遣人等，亦徒三年。[54] （美）罗斯科·庞德著，陈林林译：《法律与道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6—87页。虽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道德与权利的表现不同，但道德与权利的对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存在的。博登海默在谈到道德与法律关系时，对道德有两类区分[35]，他认为：道德的目的，从其社会意义上来看，就是要通过减小过分自私的影响范围、减少对他人的有害行为、消除两败俱伤的争斗以及社会生活中其他潜在的分裂力量而加强社会和谐。

[66]那么，什么是实践法则呢？康德这样说：使得某种行为成为一种义务的原则，就是实践法则。[30] 参见（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394—395页。

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康德把绝对命令表述为：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

大道行焉，则刑礼俱兴。中华法系只讲义务，不讲权利。

这在西方法系表现得特别突出，所以实证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等极力将道德排除于法律之外。‘率五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而在历史法学、实证法学或分析法学的联合挤兑下，自然法的道德感召在现实中又显得那么疲弱。在《唐律疏议》中，道德的介入，并不是以道德说教的形式，更不是用道德诫律来代替法律条文，而是对社会道德关系中出现的恶的对立，进行甄别，加于处理，目的是对危害社会道德的行为予以惩治，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

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38]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页。

这一条今天看来有点不可理喻：饲养的牲畜损失了，也要法办。它们之间要形成统一，必须要有同一性，这里的同一性就是恶的对立，道德关系中出现了恶的对立，而法律是专门解决恶的对立的，在此二者产生了同一性，形成了道德与法律的统一。

考虑到康德把他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也称为权利的科学，这就意义非凡了，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道德与权利都统一于绝对命令之下，这有如中国的道将德、礼、法统一于其之下，可见整个体系是深邃而宏大的。[59]即是将道德作为法律的根本。

[41] 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第257—258页。陷阱二在于将道德规范用于法律中大量的关于权利的恶的对立时，肯定是张冠李戴，不敷其用。[69]这段话可以这样认为：遵循法则（绝对命令）自觉行动就是道德的。[12] 傅玄：《傅子·贵教篇》， 转引自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发达史》，第157页。

所以，无论法律在道德上是好还是坏、正义或是不正义，权利和义务都是在法律运作上必须加以注意的焦点，而法律的运作对人类有着极端的重要性，并且独立于法律的道德评价之外。各，谓立碑者，徒一年上减。

人帝配之，即加羊、豕。它确实也常被当作反对自然法的主要证据之一，且被当作废弃自然法的理由之一而被提出来。

但凯尔森没有接着说，这个特种的社会手段要保护（维护）的目的（或对象）其中一个是道德。登特列夫首先概括性地指出：道德与法律的密切联系，历来都是自然法理论之独有特征，自然法之标举，本身就是一则道德命题。